大限已过,一场转入地下的驻京办大撤离正在京城上演

　　本该在2007年按照上级政府要求撤走的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黄德(化名),如今仍在北京,并声称还将待下去。

　　作为县发改委副主任,在京6年的黄德已然把兼职驻京办主任当成“正餐”。由于没有办理登记注册,他只能一直当“黑户”,默默地做着“地下工作”。

　　黄德已经想好,如若有人来查,那么他“只是一个在北京长期出差的县城干部,随时可以回去”。

　　“走了可以再回”是黄德的哲学。他的“黑户”朋友,那些县级驻京办主任们,在宣布已经“回家”的同时,却仍然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黄德的“走不了论”正好印证了不少专家的预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在北京驻扎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需要在这里办的事情越来越多。

　　7月20日的大限已过,一场转入地下的驻京办大撤离正在京城上演。

　　没身份未注册黑户3年前就该离京

　　其实,黄德早在2007年就应该离开北京了。那时候走,妻子还没有借调过来,能走得更利落。

　　2010年8月6日14时30分,在黄德管理的四川某县驻京办正式取消3年后,他还是怡然地坐在北京海淀区某宾馆内设的茶馆里。

　　黄德抽着中华牌香烟,和周围的熟人打招呼。

　　服务员给黄德端来一杯铁观音,他略显不高兴,“刚才不是说了,要绿茶”。

　　喝绿茶是黄德的习惯,也许他还有些贪恋家乡口味。

　　“送茶叶,算‘跑部钱进’吗?我去部委汇报工作时,带两盒家乡的绿茶给他们,这个不算贿赂吧。”黄德笑了。

　　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黄德显得很放松。“我能和你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他承认,自己没有在7月20日的驻京办撤离大限前离京,而且他预估也许年底才能走。

　　“当然到底走不走,还要看县领导决定。”黄德又笑了。

　　黄德的家乡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也不乏铁、煤等矿藏,但山路遥遥,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

　　“全国2000多个县城,国家级贫困县超过500个。像我们县全年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靠国家转移支付每年10亿元,能不在北京放个人吗?”

　　2004年,黄德只身来到北京,用他的话说,当时基本是“双眼一抹黑”。

　　很快,他租了房,买了办公用品,联络各路人马熟悉北京和各个对口部门。但没去给驻京办登记备案。

　　“一来我知道国家的政策,当时已经无法登记,准入门槛太高；二来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是来给县里办事的,为在京乡友服务的,对他们负责就行。”黄德回忆。

　　到了2007年,来京3年的黄德基本掌握了一个县级驻京办主任该掌握的资源,而此时中央相关部门也开始统计各地驻京办事处的数目了。

　　“在那个风头上,市委书记作了要求,让我们县和另一个县不要设办事处,撤离北京。”从那个时候开始,黄德在北京就是没有身份的人了。

　　多年来任职县发改委副主任的他,心理有些不平衡。“本来就是在给公家做事,也只领一份工资,还要偷偷摸摸,不如索性撤走。可是其他县都还在北京挺着,县里领导不发话,我怎么敢走?”

　　未撤离众多县驻京办主任转入地下

　　黄德来北京之前,就已经向组织确定了自己的“三保留”:保留公务员身份,保留原来的职务,保留工资。对他来说,进退都没有损失。

　　在与南方日报记者两小时的面对面中,他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不走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因为不能走,走不起。”

　　最近一段时间,黄德经常接到其他县驻京办主任的电话,询问他走了没走,是否准备走。“他们有人说事情办完就走,有人说在等通知,其实都在观望而已,大多数都不会走。”

　　也就在和黄德见面的前一天,南方日报记者拨通了四川、江西两省4个县的驻京办主任手机,这些归属地为北京的号码仍然接通了。其中3位驻京办主任都称已经回家,有人甚至说自己开始在家乡的新单位上班了。

　　李牧(化名)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位说自己没有走,也不会走的主任。

　　在京城待了15年,西南某县驻京办主任李牧的普通话还是带有浓重的乡音。他说,天天和乡友打交道,如果一口“京片子”,大家都不待见你。

　　“我2002年7月做驻京办主任至今,一直是事业编制。副主任是县政府委派的,有正式编制。他可以回去,而我不行。”李牧笑言自己身后无着落,经济没指标。

　　李牧没有编制,源于本不是“公家人”,他在当驻京办主任之前就到北京了。

　　2002年当县里委任他做驻京办主任的时候,发过一个聘书。但没签合同,对他的待遇、级别也没有具体安排。

　　县里给过他一个公章,但只在开介绍信或者在外面办事时会用。“撤办令正式下发后,我问过县里交不交还,县里说不用,希望我能继续做下去。”

　　相比李牧的坦率,说走的人却也未必真走了。(记者杨春实习生周祖燕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