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资料图)

　　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

　　陆铭

　　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老龄化

　　也就是说，就算中国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对于城市的制造业而言，实际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在这样一个阶段，是现行的制度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方面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近期多个地方的罢工事件以及加薪潮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

太多的利润分给了资本一方，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涨薪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前些年开始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免费就读公立学校，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和上海纷纷宣布未来廉租房制度或公租房制度可以覆盖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　　预计户籍制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加薪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这需要有实证研究。如果中国的企业是处在利润微薄的状态，那么涨一分工资，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就应该有一分钱的上涨，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类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笔者希望出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未来中国可以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形成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经济学家很难正确估计每家企业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企业很清楚。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又可以让劳动者能接受。在微观上通过工资谈判的方式解决，远比现在单一地制定政策规定工资水平好得多。

　　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通过城乡分割，把大量农民限制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如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对于那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如果接下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长期以来我们欠农民工太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会限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而得不到足够发展的制造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了

　　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中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与此连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两者与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加薪潮都有关系。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群体的待遇，决定了中国今天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改善，就可以使得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此轮加薪有着关键的作用。

　　但是，作用到底有多大，还要看接下来对这些群体的待遇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只有对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才能得到根本加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要使得这些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一个改革的思路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现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已经有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他们也不会回去了，但是他们的收入比较低，没有户籍，也没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他们。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工家乡的宅基地已经没有用了，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缺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改革，让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永远不准备回老家的农民，把家乡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沿海来用，沿海可以拿这个指标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

　　同时，这些农民工在家乡的宅基地可以复耕，变成耕地。这样做的话，从全国耕地总量保护的角度来讲，耕地并没有减少，相当于农民工的家乡增加了耕地，沿海减少了耕地。农民工在放弃了家乡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后，在城市中得到的是一揽子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居民。沿海地区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发展空间，可以增加沿海地区土地供给，对于打压房价和地价也有好处。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推进改革，困难更大。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却融入不了，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提升，整个社会安保费用增加。

　　现在很多人在讲农民工进城没有房子住，政府没钱造廉租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算一笔简单的账，中国现在的内保费用总额是一年5100亿人民币，农民工数量至多有2个亿，我们把这5100亿的内保费用拿出一半来，平摊到一个农民工身上是1250元，一个三口之家一年接近4000元，这4000块钱如果用来提供廉租房的话，一个月400块钱的租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笔者提到的土地和户籍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做大蛋糕。因为如果把农村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上海这样的地方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一笔土地增值，土地上面开发的企业还会为政府创造源源不断的税收。

　　这需要解放思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让农民工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在哪里。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

　　加薪会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现在出口太多，内需相对不足，原因就在于，城市化过程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但没有同步提高消费能力。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比较了在城市内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现那些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也就是说，农民工钱多了后不是消费掉，而是存起来，或者是汇回老家，因为他们的未来在农村，没有必要在城市花钱。但如果他们融入到城市中，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这对于中国未来提高内需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非常有好处。

　　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企业加薪是建立在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的基础上，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不管是从城市化过程的推进，还是中国经济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增加内需，还是促进社会和谐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角度来讲，近期的企业加薪事件都是一个拐点。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像，美国当时也是劳资矛盾特别突出，像矿难这样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后来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恰恰是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公平就业法等制度和结构调整的时候，结果美国没有衰退，相反却获得了持续的繁荣。

　　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当年非常像，调整好了，中国可以闯过去，调整不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到底是要社会动荡，付出血的代价，还是做出调整，让社会走向和谐发展。

　　(本文系中国金融40人论坛采访文章，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