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2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长期以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公消费"。对于三公消费的弊端，舆论早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揭露、抨击；官方也多次发布文件，要求刹住三公消费的歪风。但时至今日，在三公消费面前，貌似强大的舆论和官方居然都显得力不从心。文章题为《口水中徘徊的公车改革》，要点如下:

　　以公车改革为例，官方1998年就制定了一个《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公车改革的进展如何？只要到北京的高档餐饮娱乐场所转转，就不难得出答案。

　　要说官方对公车改革只说不做，似乎也不太公平。从黑龙江的大庆市，到广东江门市，再到浙江省杭州市，公车改革此起彼伏。每次改革都能吸引一阵子公众的眼球，每次改革也都在公众的关注后止步。

　　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也相当简单。往大了说，是因为使用公车的"特权一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公车制度与实际情况两层皮；往小了说，舆论在公车改革问题上忽冷忽热，进退失据，对不改革公车制度的城市视而不见，对"勇吃螃蟹"的城市大施口水，使尝试公车改革的城市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

　　先看公车制度:按照中办、国办发布的通知，党政机关车辆配备要坚持使用国产车的原则，正部(省)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人民币以内的轿车，副部(省)级干部使用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不配专车；党政机关的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的轿车。按照陕西省的规定，厅级领导干部配车标准是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在27万元以内，副厅级干部一律不固定车辆。

　　再看实际情况: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省会级城市，每当官方大型集会时，会场外排列的高级轿车价格恐怕很少低于45万元或35万元；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配42辆公车，12名厅级领导配备13辆车，这13辆车中10辆的排气量超过2.0升，最高达4.5升。难怪有人大代表用"屁股底下半座楼"来形容公车浪费之大。

　　面对这些"马路上的腐败"，民怨自然小不了。舆论也时常呼吁官方改革公车制度，官方也深知公车超标和公车私用泛滥，也鼓励各地尝试改革。2004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山东威海、江苏南京和常熟、广东珠海等地先后启动部门或乡镇货币化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出现了"集中公车，有偿使用"、"核定费用，发放车票"、"保留公车，发放补贴"、"取消公车，发放车贴"四种模式。

　　不过，面对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哪种模式都很难真正实施，当然也解决不了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问题。而且，舆论对公车改革鼓励叫好的少，挑剔批评的多，使原本就遭到多数官员反对的改革变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以杭州最近推出的车改为例，官方数据显示，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杭州21家市直机关，原来1200多辆公车每年运营费要一亿多元，改革后不到两个月，公车费用就下降约32%。但由于车改后杭州处级领导每月能拿到2600元的用车补贴，接近杭州市职工的平均工资，引来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媒体指责杭州是在变相为官员加薪，甚至是变相腐败，大有不将这一补贴铲除决不罢休之势。在舆论压力下，杭州市的公车改革是否能继续推行，还真有点悬。

　　如果杭州市取消公车改革，重返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老路，各路媒体可能很快就会调转枪口，去寻找下一个车改补贴高的城市，继续履行"主持正义"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返老路的杭州或其他车改城市，在公车上消耗的公款，要远远超过不公平的车补。

　　公车改革在舆论的口水中徘徊，甚至毫无进展。于是，各级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们继续安享公车的好处，还不必担心舆论的监督，因为舆论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